目前煤炭价格水平已经接近年前峰值

例如，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透露，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

(二)地方法院的动向 在上述对法律上的利益做严格限定解释的同时，判例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即仍然采用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但对法律上的利益概念采用比较宽泛的解释。如果刘广明案判决是保护规范说在我国适用的起点，那么，在今后的判例发展中，如何动态地解释利害关系概念，如何处理行政诉讼法与行政行为根据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回应来自其他角度的解释理论，这些都值得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持续的关注和及时总结经验。

第二，保护范围要件，该项利益必须属于该行为的根据规范所保护的利益范围之内。如果对应于我国的司法实践，我国的保护规范说针对的解释对象应该是《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利害关系这一概念。摘要:  近期我国判例针对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要件的认定中，引入了域外的保护规范说。例如，上述新泻机场案判决和文殊案判决判决内容就已经反映出最高法院在解释法律上的利益时，已经将相当于该款规定的第②、③和④的内容考虑其中了。（二）到达点的代表性判例 从最高法院判例发展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在该第2款颁布之前，即成文法内容尚未存在的阶段，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就已经出现了与该款规定相同的内容。

一、代表性判例及其概念定型方式 （一）法律上的利益概念及其解释方向 2004年之外，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行政事件訴訟法)第9条是原告适格规定，其内容如下。[日]芝池義一：《行政救潦法講義〔第3版〕》，有斐閣2006年版，第42頁。不过，由学界草拟的《欧盟行政程序模范规则》已于2014年完成，开始向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目标迈进。

[33] 本节资料源于王贵松：日本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载姜明安等著：《行政程序法典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3-70页。[30] 日本 日本行政程序的法典化只是使日本行政权运作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成为实定法，在实践中，其具体实施的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则有待法院司法判例去明确、细化和促推解决。《立法法》规定了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的基本程序。[9]在21世纪，欧盟成员国的行政程序法典均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没有大的修改和变动。

专业行政机构的职能和任务具有多样性。行政指导的相对人认为该行政指导（限于法律上设置了行政指导的根据规定者）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要件时，可以向作出该行政指导的行政机关说明情况，要求其中止该行政指导或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其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意见公募程序的适用对象不限于政令、省令，也包括了审查基准、处分基准、行政指导基准，而没有区分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12]日本2005年修法确立的意见公募程序，相当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公告评价程序（notice and comment）。《模范规则》使用行政活动概念是技术化和有限的，仅适用于行政程序领域。

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制定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已有越来越多行政程序法单行法和地方行政程序法规章出台。[14] 关于意见公募程序的适用对象，2005年日本《行政程序法》确定为：必须是国民关心的事项，是可期待国民的意见、也有必要考虑其意见的情形的命令等，这些命令指内阁或者行政机关所制定的具有下列内容的规范性文件：（一）依法律所制定的命令（包括确定处分要件的告示）或规则。决定的改变与撤销针对的是违法行政决定，对负担性决定和授益性决定做了区别对待。[47] 此外，还有学者就国际贸易海关案件适用APA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48] 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应将APA的原则适用于国际足联的腐败案调查中。

近年来美国行政法学界加强了对州行政程序法的研究。关于意见公募程序的过程和步骤，根据2005年日本《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环节：（一）命令等草案等的公示（第39条）。

新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数以百计，其中对推进中国行政程序法治进步有较大影响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以下四类： 一是主要规范抽象行政行为程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依据《立法法》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欧盟 21世纪欧盟行政程序法运作实践的发展变化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欧洲法院判例对欧盟行政程序法以及欧盟成员国行政程序法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早在1999年，日本曾以阁议决定的形式规定此种程序（称在规制设定或改废中提出意见的程序），要求行政机关在意思决定过程中向国民公布自己的方案，考虑国民提出的意见和信息，然后再作出决定。尽管它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尽管它没有直接法律效力，但是它可能对今后欧盟行政程序立法产生重大影响。[31]也就是说，在上述判例法理中，说明理由要说明到法规的相关适用，甚至要求连非法规的处分基准的相关适用也要求予以说明。（四）行政指导指针（指为实现同一行政目的而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多数人实施行政指导时，应作为这些行政指导共通内容的事项）。这些行政程序的地方立法对于中国的行政程序法治化、法典化的推进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到21世纪，在欧盟行政机构中，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是通过欧洲理事会立法设立越来越多的专业行政机构（agencies）。

二是主要规范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国际行政程序研究的兴起，源于行政问题的跨国化和全球化。

在这些案例中，许多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例均是因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或正当程序导致的结果。[20] 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APA）仅适用于联邦政府。

[8] 参见彭錞：迈向欧盟统一行政程序法典：背景、争议与进程，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18] 参见[美] 理查德．J．皮尔斯：《行政法》（第五版），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及其说明，以及《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理论研讨会综述3份文稿均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执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383页。近年来学者讨论司法审查程序也有新的内容。2013年4月14日该分会理事会核准发布的《重述》包括6章34节：第一章 裁决（分别阐释正当法律程序对听证的要求、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听证权、行政程序法规定的正式听证要求、决定制作的完整程序、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法官的规定、次听证要求、非正式裁决）。但这与广义的行政立法也并不等同，除了理论上的法规命令外，只包括审查基准、处分基准、行政指导基准三类行政规则。

美国行政程序法的许多新的发展反映和体现在美国律师协会的行政法和规制实务分会编纂的《美国联邦行政法重述》中。在限权方面，《模范规则》列举的原则包括：平等、非歧视、法律的确定、公正、客观与中立性、公众参与、合比例性、正当期待、公开透明和有效救济。

根据《立法法》的原则性规定，国务院于2017年12月22日修订发布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在行政执法程序方面，规定了下述六项保障行政执法公正、高效的程序制度：其一，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

这些修改提案都无一例外地使得行政机关的规制行为变得更加困难。第三，确保国民在意思形成过程中的参与。

相对人对其决定不服，可以诉诸欧洲法院。西班牙早在1989制定了共有159个条文的《行政程序标准法》（后于1958年制定了新的《行政程序法》、于1992年制定了全新的《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奥地利于1925年制定了《一般行政程序法》，之后，捷克、波兰于1928年、南斯拉夫于1930年、匈牙利于1958年、瑞士于1968年、瑞典于1971年、德国于1976年、意大利于1990年、葡萄牙于1991年、荷兰于1994年、希腊于1999年均制定了各自国家的统一行政程序法典。[6]2013年，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又组建了一个由12位学者参加的行政程序法典化课题组，研究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新路径和对2002年草拟的试拟稿进行全面修改和重构。《模范规则》确立了信息质量原则，要求准确、及时更新和合法记录信息，并建立促进机构间常态化信息交流的结构化信息机制，以提升行政信息共享与管理的效能。

之后，辽宁省和广东省汕头市于2011年、山东省于2012年、陕西省西安市和海南省海口市于2013年、江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兰州市于2015年、浙江省于2016年等9个省、自治区和设区的市也相继制定了行政程序规定。因为欧盟各成员国行政程序法规则和原则（内涵和外延）虽有共性，但亦有差别。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13] [日] 参见宇贺克也：《行政法概说Ⅱ行政法总论第3版》（有斐閣、2009年）第418-419页。

政策制定和行政指导类似，行政机关经常通过指导性文件落实行政机关的相关政策。笔者希望以此简述浅析抛砖引玉，引发行政法学界对此有兴趣的学者进一步研究和撰文，形成在各不同领域的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成果。